黄昏时分，忽然想起苏轼的一句词来——“问书生、何辱何荣”。这七个字带着宋代的寒意，穿越千年的光阴，轻轻落在心上。

那是绍圣元年，太皇太后高氏已去世，宋哲宗亲政推行“绍述”之政，恢复神宗新法。苏轼已三次进入朝廷做皇帝的近侍官，这一年却失去了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两个官职。在浮沉的官场上，东坡嗅到了不安的气息，于是写下这首词。他回顾自己“三入承明，四至九卿”的仕途，然后忽然宕开一笔，自问自嘲：问书生，何辱何荣？

在古代中国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是每个寒士的心愿。宋真宗以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劝诱世人读书；北宋大儒张横渠说读书人的使命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。士人们心怀家国天下，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。然而读书人的命运并非如庙堂中的青烟那般肃穆而典雅。陆游也曾长叹：“天下可忧非一事，书生无地效孤忠”。荣辱不定、充满变数，始终是千百年来文人难以挣脱的宿命。

回到苏轼，他把自己与靠世袭和谄媚上位的权贵对比，自嘲既没有汗马功劳，又不会写歌功颂德的赋献给皇帝，也不用儒家经书去走仕途捷径。这些看似自责的口吻，实则是对自己刚正不阿品格的坚守。他说不如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，在成都开个占卜的店铺，或者像隐士郑子真那样在山谷里躬耕田野。词的末尾，他写下“除竺乾学，得无念，得无名”，希望能从佛学中找到精神寄托，摆脱名利的束缚。

于是再来看“何辱何荣”这几个字：它哪是一句简单的发问，分明是苏轼面对变幻的政治风云时一场深刻的自我解围。他早已不是“乌台诗案”发生之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的那个太守了。面对未来的荣辱沉浮，他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命运相处，如何与不安共存。他像一位高明的棋手，看透了棋局规则之后，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棋子。 辱如何，荣又如何？不过是世人口中的评价罢了——无非是“金张七叶、纨绮貂缨”的浮华幻影。古人说，“游于物之外则乐”。当一个人跳出世俗的框架去审视那些恩怨得失，便能真正获得内心的自由。

掩卷沉思，窗外的暮色已浓，远处传来悠远的钟声。我想，千年来无数仕途浮沉的文人都曾无数次追问过“何辱何荣”的问题，而苏轼以旷达和清醒作出了回答：超越荣辱，方能心无挂碍；放下执着，才能寻得内心安宁。这份洞穿世事的智慧，或许正是这位千古文人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馈赠。